引言

企業高管在經濟往來中收受供應商回扣，是商業賄賂領域的高發形態。 此類案件的爭議焦點，往往不在“是否收了錢"、”，而在“收了錢是否一定構成犯罪”。實務中，行為人及其辯護方最常用的抗辯是：錢雖收了，但“並沒有為供應商謀取任何利益”，既不構成受賄，也不應追究刑事責任。 這一抗辯能否成立，直接關係到行為的刑事定性。 本文結合《刑法》、司法解釋及司法判例，對非國有企業高管收受供應商回扣的定罪問題加以梳理。

一、罪名定位：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

首先須明確罪名的選擇。 非國有企業的高管不屬於《刑法》第九十三條所稱國家工作人員，其利用職務便利收受財物的行為，觸犯的不是第三百八十五條的受賄罪，而是第一百六十三條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。

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款針對的正是本案情形。“公司、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，違反國家規定，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、手續費，歸個人所有的，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。”據此，收受回扣、手續費“歸個人所有”被單列為一種獨立的行為類型，直接納入該罪處罰範圍。

二、“為他人謀取利益”要件的寬泛把握

收受回扣型案件的爭點，集中在“為他人謀取利益”這一構成要件的把握上。 法釋〔2016〕9號第十三條對此作出了極為寬泛的解釋，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即認定“為他人謀取利益”成立：（一）實際或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，包括默示承諾； （二）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的； （三）履職時未被請托，但事後基於該履職事由收受財物的。

這一解釋的關鍵在於，“謀取利益”並不要求行為人實際為請托人辦成事、取得實際利益，只須具備“承諾”“明知請托事項”“事後收受”三種情形之一。 就回扣而言，供應商給付回扣，本身就預設了獲取或維持交易、爭取價格優惠、促成驗收放行、排擠競爭對手等請托目的； 高管收受回扣，通常即可推定其“明知有具體請托事項”或構成默示承諾。 回扣“賬外暗中”返還的本質，已經內含了權錢交易的對價關係，使得“為他人謀取利益”被收受回扣的行為本身所覆蓋。 這正是“未謀利”抗辯在回扣場景下難以成立的根本原因。

三、司法實踐的統一否定

判例層面，法院對這一抗辯的否定態度高度一致。

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3號（潘玉梅、陳寧受賄案）確立的規則是：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、實施、實現三個階段，只要具備其一即成立； 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財物的，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，是否實際謀利、是否謀取到利益，不影響定罪。

與本案情最貼近的是馬國林案〔（2018）京0101刑初135號〕：被告人在前一階段尚未審批契约、也未提高分成比例，法院仍認定其“明知請托目的仍收受”，視為承諾謀利，該階段照樣認定受賄。 陳必承案〔（2014）東刑一初字第351號〕中，被告人收受賄款後明確未加大工程量，法院認為“收受財物雖未明確答覆辦理，但只要不予拒絕，即為暗示承諾”，同樣定罪。 此外，夏某某案、文懷翔案、趙永清案等，對“未謀利”“收錢與職務無關”“系科技報酬”等抗辯均予駁回。

可見，在收受回扣型案件中，“沒有為供應商謀取利益”這一主張，在司法實踐中幾乎無一例外地被否定。

四、仍可爭取的出罪與從輕空間

“未謀利”抗辯雖難成立，定罪仍有可爭辯的邊界，辯護的重心應轉移至以下方向：

其一，數額。 收受回扣未達三萬元的，不構成刑事犯罪，僅可能承擔民事、行政及內部責任。

其二，款項歸屬。 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款以“歸個人所有”為要件； 若款項實際進入組織帳戶，可能改變定性，需以銀行流水等證據查明。

其三，退還與上交。 收受後主動、及時退還或上交，且非因被查處而為之的，可能影響入罪或作為從寬處罰情節。

其四，職權關聯。 若收受與職務便利無任何關聯，可作構成要件抗辯，但需有充分證據支撐。

需要特別提示的是，主體身份這一方向必須審慎：若行為人實際從事公務，可能反而陞級為受賄罪（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三款），故不能將其作為减罪事由。

結語

私企高管收受供應商回扣，原則上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，“沒有為供應商謀取利益”的抗辯通常不能成立。 真正的辯護空間不在“有沒有謀利”，而在數額、款項歸屬、退還時間與職權關聯等方向。 即便最終不構成刑事犯罪，收受回扣仍違反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七條、第一百四十八條的忠實義務，所獲收益應歸公司所有，並可能面臨反不正當競爭法下的行政責任及公司的解約與追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