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言

企业高管在经济往来中收受供应商回扣，是商业贿赂领域的高发形态。此类案件的争议焦点，往往不在“是否收了钱”，而在“收了钱是否一定构成犯罪”。实务中，行为人及其辩护方最常用的抗辩是：钱虽收了，但“并没有为供应商谋取任何利益”，既不构成受贿，也不应追究刑事责任。这一抗辩能否成立，直接关系到行为的刑事定性。本文结合《刑法》、司法解释及司法判例，对非国有企业高管收受供应商回扣的定罪问题加以梳理。

一、罪名定位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

首先须明确罪名的选择。非国有企业的高管不属于《刑法》第九十三条所称国家工作人员，其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的行为，触犯的不是第三百八十五条的受贿罪，而是第一百六十三条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。

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二款针对的正是本案情形。“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违反国家规定，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、手续费，归个人所有的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”据此，收受回扣、手续费“归个人所有”被单列为一种独立的行为类型，直接纳入该罪处罚范围。

二、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要件的宽泛把握

收受回扣型案件的争点，集中在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这一构成要件的把握上。法释〔2016〕9号第十三条对此作出了极为宽泛的解释，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即认定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成立：（一）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，包括默示承诺；（二）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；（三）履职时未被请托，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财物的。

这一解释的要害在于，“谋取利益”并不要求行为人实际为请托人办成事、取得实际利益，只须具备“承诺”“明知请托事项”“事后收受”三种情形之一。就回扣而言，供应商给付回扣，本身就预设了获取或维持交易、争取价格优惠、促成验收放行、排挤竞争对手等请托目的；高管收受回扣，通常即可推定其“明知有具体请托事项”或构成默示承诺。回扣“账外暗中”返还的本质，已经内含了权钱交易的对价关系，使得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被收受回扣的行为本身所覆盖。这正是“未谋利”抗辩在回扣场景下难以成立的根本原因。

三、司法实践的统一否定

判例层面，法院对这一抗辩的否定态度高度一致。

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号（潘玉梅、陈宁受贿案）确立的规则是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、实施、实现三个阶段，只要具备其一即成立；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，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是否实际谋利、是否谋取到利益，不影响定罪。

与本案情最贴近的是马国林案〔(2018)京0101刑初135号〕：被告人在前一阶段尚未审批合同、也未提高分成比例，法院仍认定其“明知请托目的仍收受”，视为承诺谋利，该阶段照样认定受贿。陈必承案〔(2014)东刑一初字第351号〕中，被告人收受贿款后明确未加大工程量，法院认为“收受财物虽未明确答复办理，但只要不予拒绝，即为暗示承诺”，同样定罪。此外，夏某某案、文怀翔案、赵永清案等，对“未谋利”“收钱与职务无关”“系技术报酬”等抗辩均予驳回。

可见，在收受回扣型案件中，“没有为供应商谋取利益”这一主张，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否定。

四、仍可争取的出罪与从轻空间

“未谋利”抗辩虽难成立，定罪仍有可争辩的边界，辩护的重心应转移至以下方向：

其一，数额。收受回扣未达三万元的，不构成刑事犯罪，仅可能承担民事、行政及内部责任。

其二，款项归属。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二款以“归个人所有”为要件；若款项实际进入单位账户，可能改变定性，需以银行流水等证据查明。

其三，退还与上交。收受后主动、及时退还或上交，且非因被查处而为之的，可能影响入罪或作为从宽处罚情节。

其四，职权关联。若收受与职务便利无任何关联，可作构成要件抗辩，但需有充分证据支撑。

需要特别提示的是，主体身份这一方向必须审慎：若行为人实际从事公务，可能反而升级为受贿罪（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三款），故不能将其作为减罪事由。

结语

私企高管收受供应商回扣，原则上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“没有为供应商谋取利益”的抗辩通常不能成立。真正的辩护空间不在“有没有谋利”，而在数额、款项归属、退还时间与职权关联等方向。即便最终不构成刑事犯罪，收受回扣仍违反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七条、第一百四十八条的忠实义务，所获收益应归公司所有，并可能面临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的行政责任及公司的解约与追责。